上海版权律师网作为中国芭蕾舞代表作的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一直是中央芭蕾舞团（以下简称中芭）演出的重要作品，前后历经了五代演员的演绎。而从2010年起，由于梁信先生对中芭主张著作权，让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归属被打上了问号。
在案件首次开庭三年后，4月7日，西城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。
休庭三年继续开庭 10年、5000元成焦点
2012年4月16日，本案曾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，时隔三年的今日，案件再次于西城法院开庭。
为何两次开庭间相隔三年之久？原来，原告方在上次开庭后，向法院提出了对中芭的财务审计申请。由于财务审计的周期较长，并且不计入审理期限，因此开庭时间延后至今。
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，梁信本人没有到庭，他在起诉状中，以中芭在2003年之后继续演出《红》剧侵害其著作权为由，要求中芭停止《红》剧的演出，公开登报赔礼道歉，并赔偿经济损失55万元。
而中芭则表示，芭蕾舞剧剧本早在1964年就改编完成，中芭对改编作品享有独立的著作权。在1993年双方签订的合同序言中也写到，“改编过程得到了梁信先生的膺荣和帮助”。此后，中芭并没有新的改编行为，表演自己的改编作品，是不需要经过梁信许可的。
而据梁信回忆，《红》剧在改编之初他是不知情的，而在对方对芭蕾舞剧剧本进行完善并与广东军区接触后，他才得知此事。鉴于当时的社会和法律环境，梁老并没有提出异议。
原告方称，他们的诉讼是为了主张梁信2003年后的著作权。同时，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宣传页等证据材料，表示中芭在宣传中并没有保障梁信的署名权。
“我们承认梁老的著作权，但1993年的合同显示中芭已经一次性买断了著作权。”中芭代理人当庭一直对梁信以梁老相称，“而对方提交的宣传页，并不是中芭印制的节目单、海报等宣传品。”中芭代理人表示，中芭官方印制的宣传品都在显著位置标有“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”的字样，并没有侵犯署名权。
对本次《红》剧的纠纷，促成原合约签订的李承祥先生也出具证词称，“为了最大程度感谢梁先生，我们采用了一次性买断方式”，“50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费用，相信梁信先生也是知道的”。
“按照3000元10年的标准，5000块钱也不过是17年的使用权，即使梁老在签订协议后就故去，还有50年的保护期。”原告代理人提高了音调，“怎么能用5000元就推导出永久许可呢？”
原告代理人还指出，李承祥先生的证词与当年他的亲笔信是矛盾的。“梁老也确实曾表示过：‘这5000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五六十倍的收入。’但这句话中的5000元是指上海电影厂支付给他的报酬，而非1993年中芭支付的5000元。”原告代理人表示，1993年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都超过了200元，这显然够不上对方所称的“费用不菲”。
截至发稿时，庭审仍在进行中。
女儿女婿多次表态 中芭表示等待判决
由于梁老先生已经年近90岁，且常年居住于广州，因此其女儿梁丹妮与女婿冯远征便从2010年申请调解开始，代表老人出面协商剧本的权属。虽然今日冯远征夫妇并未到庭，但对此次纠纷，他们曾多次公开对媒体表达他们的态度：
“中央芭蕾舞团上演了《红色娘子军》将近2500场，按照当时付给我们的5000元的版权费，现在我们每场的版权费只有2块钱。”
“我们最初不想打官司，我们也是演员，也是这个圈子的，不希望走上法庭去对峙。我们觉得既然协商不了那就写个东西收回版权，但律师说只能起诉才行。所以将争议诉诸法律成了我们最后的选择，我们希望他（梁信）的权利能得到法律的肯定和尊重。”
“我们并不是要让这部剧死掉，已经有单位提出希望改编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但因为案件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并没有同意。”
而中芭则表示，梁老并没有出面表态，其余人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梁老的意见，他们会等待法院公正的判决。
案情回放
梁信本名郭良信，是电影剧本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原作者。1963年，中央芭蕾舞团决定将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成芭蕾舞剧。当时，我国并没有著作权的概念，因此中芭仅就剧本的创作、修改与梁信进行了交流，并未提到版权和稿酬问题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一度停演，直到1992年才复排并展开巡演。而此时，《著作权法》已实施，于是在1993年，中芭开始与梁信协商版权问题。时任团长李承祥主动致信梁信，提出“在十年内一次付酬也是一个办法，即一次付给您3000元，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，另议酬金”。
但在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文本中，“十年”的期限并没有出现，中芭一次性支付了5000元，取得了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专有表演权，并保障梁信的署名权。
梁信却认为，剧本的授权仍是以十年为期的。也正是因为这点分歧，让两方最终对簿公堂。